南街村模式能拯救贫穷的农村吗？

梁鸿的《中国在粱庄》出版以后，描述农村的书大量涌现，比如熊培云的《一个村庄里的中国》，这些书从不同角度书写中国农村。

新近出版的《崖边报告：乡土中国的裂变记录》便是众多着作之一，该书出版于2015年8月，作者阎海军。2015年10月，因各家门户网站的转载报道跃入大众视野。

不同于梁鸿和熊培云的专业学者身份，闫海军供职媒体，常年与农民打交道，文字更加质朴。

不过，阎海军并没有因为生于农村，是农民的儿子，就为故乡遮羞。在《崖边报告》一书中，他通过对崖边村婚姻，家庭，教育，迁徙等诸多现象的描写，为读者勾勒出一幅农民逃离农村，农村产业衰败，传统道德秩序崩溃的图景，继而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建议。

尽管阎海军对农村诸多现象的描写很到位，情感表露真实，但在笔者看来，阎海军对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分析，以及提出的解决办法，并不深入，甚至“偏离轨道”.以此言之，这本书是观察中国农村的切入口，但却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指导手册。

《崖边报告》对农村现状的描写很到位

阎海军出生在崖边村，是村里少数通过读书走出去的人，尽管他常年在城市工作，但父母大哥都还在农村，因此经常返乡。阎海军从事的工作也与农村有关，因此对农村怀有深厚的情感，本书在感性描述上，很真实，能给读者一种思乡之感，也能真切体会到作者对故土的殷切期盼。

阎海军虽然靠读书逃离农村，但他并不讳言自己当初并不知道读书的目的何在。阎海军自述说：“五年级的时候，我就开始向往中学。我不向往中学到底能学到什么知识，我向往上中学以后，可以自己动手做饭……住校以后的独立自主生活，是我向往的根源。”阎海军的自述，是多数农村孩子的写照，尽管有“知识改变命运”的宣传，但多数农村孩子并不明白其中中的含义，即便明白，这也是条艰难的路，对于他们来说，他们并未见过多少“知识改变命运”的案例，读书与否，对他们来说是义务教育的要求。

正因为这样的成长经历，阎海军对故土的观察要比一般田野调查深入得多。他熟悉崖边村的人情世故，知道每个人的过去，对村里的现状也了如指掌，因此书里的叙述真实而生动，他毫不隐晦地揭露了崖边村存在的各类丑陋现象：

光棍宋顺顺为了脱单，在外打工时与自己亲表妹同居，将“生米煮成熟饭”,逼迫姨妈将女儿嫁给自己。

甘肃广泛存在的彩礼现象，相对于甘肃农民的收入，彩礼是一笔巨额开销，对女方父母而言，拿彩礼嫁女儿与卖女儿差不多，崖边村亦不例外。

厉敬明的儿子厉又艮不愿给他养老，生病的时候也不找医生，绝望的厉敬明在一次生病后选择绝食自杀。尽管村里人都知道厉敬明是被饿死的，但对厉又艮而言，父亲是病死的。厉又艮甚至还公开斥责别人不孝顺：“我最看不惯不孝敬老人的人，你爹白生了你，你小心我揍你。”

阎海军描述的这些现象，并非甘肃农村的个例，中国大多数农村，这类现象都司空见惯，阎海军的不隐晦，为读者揭露了一个真实的农村，与人们想象中的诗意田园相去甚远。

除了描写现状，阎海军还将这些情形同自己的童年时期对比，在他的回忆中，当时的村中生活是这样的：“老人安享晚年，中青年躬耕农事，少年成群结队嬉戏打闹，村庄鸡鸣犬吠，人声接耳；进入年关岁尾，各类民俗文化活动上演，村庄会更加热闹。”而这番情景，才是世人心目中的田园生活。

但其实，阎海军的描述与当年的真实情况相去甚远，更多的是自己的臆想。在《崖边报告》后文里，阎海军对自己的童年生活有另一番描述：“从我记事起，崖边的生活一直是拮据的……一天两顿饭，每天离不开浆水……每每面对去学校要背黑面馍馍的境况时，我总要拉下脸，十二分的不情愿。”这才是当年农村的真实生活。

也许因为这样的矛盾心理，阎海军对农村现状的原因分析就显得不那么到位，甚至顾此失彼。

南街村模式能拯救贫穷的农村吗？

《崖边报告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。

小农经济与城乡剪刀差导致农村贫困

如同中国多数农村一样，崖边村也经历了“三年自然灾害”,不同的是，崖边村的饥饿程度要远超全国其他地区。崖边所在的通渭县，隶属于甘肃省定西市，是当年甘肃浮夸风最严重的地区，由于虚报粮食产量，大量抽调青壮年去炼钢铁，修建“引洮工程”,导致农村劳动力缺乏，饥饿来临时，崖边村毫无招架之力，饿死很多人。（关于通渭在三年自然灾害中的情况，可参靠杨显惠所着《定西孤儿院纪事》）

“三年自然灾害”结束后的统计显示，崖边村人口由222人减少到145人，其中死亡59人，绝大多数是饿死的（四分之一人口饿死，每家都有人饿死，甚至有的人家死绝了）。

崖边村的隐痛是时代的缩影，无数个“崖边村”的牺牲换来了中国工业化的原始积累，也昭示了集体化生产下农村物质严重不足的现实。因此，实行包产到户后，崖边人全情投入到生产中，干劲十足，加上农药、化肥、优良种子的推广使用，崖边村基本告别了饥饿，但离富裕还很远。

阎海军认为城乡剪刀差，小农经济，沉重的税收负担，国家投入不足是导致农村贫困的原因。特别是小农经济，阎海军写道“小农经济助长了农民的自私情绪，人人为己，事事利己成了常态。”农民之间缺少合作，贫富分化逐渐凸显，农民的抗风险能力不足，使得农村难以摆脱贫困的面貌。

诚然，小农经济是导致农村贫困的原因（但并非唯一原因）。黄宗智对中国的小农经济有过深刻考察，在《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》一书中，黄宗智用“内卷化”分析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，他认为明清以来，在人口压力下，中国的小农经济逐渐变成一种“糊口经济”,农村生产采用大量投入劳动力的方式，总产量虽有增长，但却没有发展。

在《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》一书中，黄宗智分析了为什么小农愿意在有限土地上投入巨大劳动力：“因为这样的劳动力对他（小农）来说，只需要很低的‘机会成本’（因缺乏其他的就业可能），而这种劳力的酬劳，对一个在生存边缘挣扎的小农消费者来说，具有极高的‘边际效用’”.从黄宗智的分析可以看出，中国农村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，因为缺乏就业出路，只能采用过密化的生产模式。

小农经济确实能在短期内提高总产量，但长期来看，并不能促进生产发展，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，为生存挣扎。这也是为什么包产到户初期，全国农村都迅速解决了温饱问题，但却长期都不能实现富裕的原因，因为农民没有其他出路。

之所以农民没有出路，原因在于中国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化结构，这导致城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剪刀差，农村付出大量牺牲换来城市的进步，但城市却没有对农村进行相应的反哺。目前中国的粮食收购价很低，但化肥、农药价格很高，这使得农民辛苦一年，顶多维持收支平衡，要想发财致富几无可能。阎海军在书中分析了父母2010年收支情况，发现老两口虽然吃饭不成问题，但是，经济收入几乎是零，这就是多数中国农村的现实写照。

农村确实很贫困，这也引起了政府的关注，不过阎海军认为，目前政府的扶持措施，与农村的具体情形并不匹配，甚至吃力不讨好。以“低保”为例，崖边村普遍贫困，这个钱给谁大家都有意见，于是为了“低保”,村里人际关系恶化，村民背地里大骂干部。所以，在阎海军看来，这种单纯的扶持政策不能改变农村的贫困面貌。于是，他提出了自己的建议。

南街村模式改变不了农村的贫困面貌

农村贫困，小农经济进一步加剧农村贫困化，中国多数农村已经走到崖边。

阎海军分析了小岗村的历史与现状，认为包产到户的小农模式解决不了农村困境。在接下来的文章中，他描述了走访南街村的体会，通过对南街村与小岗村的对比分析，阎海军借用原小岗村书记沈浩的话，给出了自己的结论：“学习南街村，壮大集体经济，走向共同富裕。”

对阎海军的这一结论，笔者难以认同。

2008年2月，南方都市报等媒体相继报道了南街村“神话”背后的真相，梳理媒体报道，不难发现南街村神话建立的基础：第一，通过大量银行资金来发展经济，而非自身积累；第二，利用外来廉价劳动力，压低他们的工资待遇。除此之外，权力高度集中，在南街村，王宏斌一人说了算，是事实上的“人治”,毛泽东思想只被当做调节干群紧张的利器，惩治不服从领导的村民，而不是信仰。

在这种模式下，南街村短期内确实取得了令人惊奇的成就，发展速度远超深圳，成为全国第一个亿元村。但种种神话光环背后，是高达17亿元的负债，为了应对债务危机，南街村2005年就背着大多数村民悄然改制，这事实上宣告了南街村神话破灭。

遗憾的是，这些轻易可以找到的媒体报道，媒体人阎海军忽略了，他只看到南街村光鲜的一面，而没有去追究光鲜背后的真实情形。实际上，除了巨大的债务负担，南街村还利用“航天育种”的骗局牟利2400万（坑其他农民），《第一财经日报》2008年对此有详细的报道，这个细节也被阎海军忽略了。

阎海军认为南街村模式可以改变农村的面貌，实在难以说服人。

实际上，对中国农村的问题和解决办法，董时进在半个世纪前就已经有过精确论述，只不过他的观点和当时的主流意见相差太多，在历史中被忽略了。

1950年前后，董时进发表了数篇文章反对正在进行的土地改革，董时进认为，中国农村的主要问题不在于土地分配不均，而是人口太多，土地太少，农村大量劳动力剩余。（正因为劳动力大量剩余，而又没有其他就业出路，中国农村才出现了“内卷化”趋势，相关论述可参考前文所举的黄宗智着作）平分土地后，土地被分成小块，将难以进行机械化耕种，农民也没有致富的可能。

董时进认为民国时期中国社会混乱，农民贫穷，根源不在于土地不均，而是战事连绵不断，治安不好，苛捐杂税繁重，加之自然灾害频繁，产业不兴（工业等实业）。（参见《土地分配问题》，董时进，1948年）因此董时进从根本上不赞成土改，不能简单的将地主的土地没收后分给农民，这对地主不公，也对农民不负责。

反对土改的同时，董时进提出用技术手段改进农业，例如推广良种，兴修水利，提高复种指数，推广美国式的农场，实现机械化、化学化。（参见《看历史》2010年第8期，熊景明文《“先知”董时进》）董时进对中国农村有不少预言，事后看来都一一应验了。

因此，在笔者看来，要改变中国农村的贫穷面貌，不妨沿着董时进的思路出发：第一，用技术改良的方式改进农业，依靠科技的力量；第二，“殖产兴业”,农村要实现规模化生产，农业之外要发展工业、服务业，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就业机会，告别“内卷化”;第三，在教育上帮助农民，授人以渔；第四，真正给予农民公民权，使他们对国家大事能够有发言权，而不只是成为国家发展的牺牲品。

当然，要做到上述几点，任重道远，需要技术的进步，需要国家层面的教育、政策扶持，也需要农民站出来为自身权益斗争。虽然很艰难，但也需要一步一步去做，阎海军在书中提出的一些措施，如取消户籍，消除城乡二元化都有可取之处，但南街村模式却是不可取的，也没有那么多劳动力愿意离开家乡去建设别人的村庄。

中国农村今天依然贫困，但不幸者中的幸运是，人们已经注意到了农村面临的问题，越来越多人开始为农民发声，为农民书写，阎海军作为农村走向城市的代表，其对农村种种现象的描述，值得城市人去阅读，通过这本书，人们可以发现另一个中国，窥见另一群同胞的生活。

结语：

毋庸讳言，中国农村已经走到了悬崖边，三农问题确实很危险，现在不解决必将拖累中国。拯救农村关键要给农民提供出路，而非继续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，南街村模式并不适合多数农村，让农民走向城市，并且过上有尊严的生活，才是正确方向。